浙江嵊泗列島邊礁岙漁村，經過宋建明團隊色彩營造后，民居外立面擁有暖紅黃系的21種色彩，在陽光的照射下，呈現出“暖雅紛華”的色彩風貌。

　　今年是中央美術學院建校100周年，相比悠久的校史，“設計”在央美是年輕的——上世紀90年代，時任院長的靳尚誼決定建立設計學科，21世紀初，才由潘公凱院長推動成立設計學院、建筑學院和城市設計學院。

　　3月20日~21日，“中國設計40年——經驗與模式”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中央美術學院舉行，集結全國100多所設計院校、一流設計機構以及眾多著名設計師。中央美術學院院長范迪安說，從20世紀早期的“圖案手工”，到20世紀中葉的“實用美術”“應用美術”“工藝美術”這些命名，雖然都體現了設計的意識，但無論在社會認知還是學科概念上，設計的本體還未明確，直到改革開放，“設計”這一概念才得以確立。

　　改革開放的中國催生了中國設計。“中國工業(yè)設計之父”柳冠中說：“傳統(tǒng)不是繼承的，傳統(tǒng)是我們的祖先創(chuàng)造出來的，而我們這一代的責任就是創(chuàng)造新的傳統(tǒng)。500年后，我們今天做的事就是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之一。”

　　“最好色的教授”用色彩復活鄉(xiāng)村

　　中國美術學院色彩研究所所長宋建明被稱為“最好色的教授”，他的研究領域是中國城市色彩的規(guī)劃與營造。宋建明回憶，1978年考進浙江美院（中國美院前身）染織美術設計專業(yè)的時候，內心有點起伏，覺得“男人畫花布有點兒問題”，于是就自修了建筑，沒想到現在找到了兩者的結合點——研究城市色彩。

　　一個典型的成功案例就是在2015年，色彩設計讓一個浙江的小漁村重煥生機。當時，浙江開始“美麗鄉(xiāng)村”建設，宋建明團隊對一個因水體污染而日趨敗落的小漁村進行色彩營造，昔日灰暗、陳舊的民居外立面被賦予暖紅黃系的21種色彩，在陽光的照射下，呈現出“暖雅紛華”的色彩風貌。

　　漁村的色彩帶來了意想不到的變化，很多外出打工的村民回鄉(xiāng)后就不走了，因為這個小島很漂亮，完全可以開民宿掙錢——如今，旅游高峰期根本訂不到房子。“小島牛了，順帶我也牛了，大家意識到，原來色彩也是一種生產力。”宋建明說。

　　“時至今日，城市色彩的研究已經越來越成熟，包括舊城與新城交雜的矛盾如何解決，城市未來色彩如何演變。”宋建明說，“我們已經把中國的色彩方法和體系呈現出來，也有能力去營造。”

　　色彩學源于西方，在中國也從此落地生根。范迪安說：“吸收外來經驗的真正目的在于服務本土——解決本土的問題、實現本土的轉換。中國設計界也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將國際經驗與中國需求相結合，才能真正實現中國設計。”

　　公共藝術的意義在于培養(yǎng)一個什么樣的民族

　　梳理中國設計40年的時間節(jié)點，中央美術學院城市設計學院院長王中提出了三個問題：我們的城市表情還友善嗎？我們的城市還有愉悅感嗎？我們的城市故事還動人嗎？

　　“2015年可以說是中國城市化發(fā)展轉型的一年，城市建設從規(guī)模轉向質量，從注重功能轉向重視人文，從圍繞經濟轉向圍繞文化為核心。”王中說，中國的一線城市，包括很多二三線城市，在功能方面已經處于世界前列，但城市的公共文化仍在路上。

　　“現在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趨勢——讓藝術區(qū)營造空間。”王中說，公共藝術是城市的名片，比如自由女神像代表紐約、美人魚雕塑代表哥本哈根，而芝加哥提出了“城市客廳是我的形象代言人”——它于2004年建成的千禧公園占地24英畝，被稱為芝加哥的前院。

　　中國古代也有城市設計，但從現代城市設計為大眾服務的角度，是1978年之后慢慢開始。王中說，2004年哈佛大學有一項重要研究成果，核心結論就是一句話——“世界經濟發(fā)展的中心正在向文化積累厚重的城市轉移”。“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點火儀式，是其他任何一個城市都做不到的。為什么？因為我們有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建筑藝術的中軸線。”王中強調，設計不能忽略中國人的文化密碼。

　　王中認為，公共藝術當然能給城市帶來宜居的生活，但其更深層的意義是“我們到底在培養(yǎng)一個什么樣的民族”。日本有一個項目叫“小學生的窗口”——小學生從小從家里窗戶往外看到什么，將決定他一生的審美，或者說決定了他未來對這個城市會有什么樣的貢獻。

　　“城市是能教育人的，城市是能影響人的。我們可以創(chuàng)造一種機制，讓藝術家、規(guī)劃師、建筑師、工程人員甚至市政人員，結合成為一個整體，探討一種城市新的可能性。”王中說。

　　工業(yè)設計是創(chuàng)造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清華大學美術學院責任教授柳冠中回憶，在上世紀70年代中期，他參加了北京使館的室內設計工作，“做了思考、做了調研，拿出圖紙到一家著名的燈具廠，老技師卻說看不懂，還問我，‘小柳，你設計的是燈嗎？’”柳冠中嚇了一身冷汗溜回家，想了一晚上想明白了，“我設計的是‘照明’，不是燈具。”

　　“阻礙設計發(fā)展的一個硬障礙就是一定要看產品——燈具，其實我們要的是照明，我們意識到好設計應該實事求是地去解決需求，而不是從造型去設計一個美麗的燈。”柳冠中在1985年提出，“工業(yè)設計是創(chuàng)造更合理、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研討會上，耶魯大學藝術學院教授希拉·德布雷特威爾說，每一個人都必須用本民族的文化經驗進行創(chuàng)造與分享。有一次，她邀請學生帶一些有“民族提示”的物品到課堂，一個菲律賓學生帶了一盒家鄉(xiāng)產的午餐肉，盒子上印著民族特色的鮮艷色彩。

　　后來，這名學生從這個盒子出發(fā)做了一本書的設計，他畢業(yè)后不僅成了一名設計師，還成了一個出版商。“這就是他能夠用來自本土文化的一些符號來激發(fā)創(chuàng)造的潛力，找到輸出的一個點。”德布雷特威爾說。

　　工業(yè)設計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從純粹的裝飾藝術到逐漸與產業(yè)結合，到今天與互聯網、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緊密結合。柳冠中說：“中國要超越，并不是要走別人的路去超越別人，而是要走我們自己的路。”（記者 蔣肖斌）

　　原標題：中國設計40年：我們的城市故事還動人嗎

　　轉自：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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