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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老子》研究舉隅


來源:光明網(wǎng)   作者:孫明君    時間:2017-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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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先秦時代開始,學者們對《老子》進行了系統(tǒng)深入的研究,其成果幾乎可用汗牛充棟來形容。為使初學者了解歷代《老子》研究的概況,本文對歷代《老子》研究做了一番掛一漏萬式的描述。

    中國古代的老子研究

  漢初黃老之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無不受到老子學說的影響。老子被道教視為始祖,也被視為氣功養(yǎng)生學說的創(chuàng)始人。關于古代老子研究的詳細情況可參看熊鐵基等主編的《中國老學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等相關著作。

  1.作為思想家的老子

  戰(zhàn)國秦漢時代老子后學繼續(xù)活躍,黃老之術在漢初政壇上發(fā)揮了巨大作用?,F(xiàn)存最早解釋老子思想的是《韓非子》中的《解老》《喻老》兩篇。有學者認為韓非子有意曲解了老子思想,引老子思想來為自己的學說服務。戰(zhàn)國時,齊國的慎到、環(huán)淵、田駢、接子這幾位“稷下先生”,把老子之學說成是“君人南面之術”,形成了“稷下黃老學派”。1973年馬王堆漢墓出土的《黃帝四經》,反映了黃老之學在戰(zhàn)國后期和漢初的流傳情況。唐釋道世《法苑珠林》卷六十八載:“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為經,始立道學,敕令朝野悉諷誦之。”《呂氏春秋》和《淮南子》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老子思想的影響?!稘h書·藝文志》中列出兩漢與《老子》相關的著作有:《老子鄰氏經傳》四篇。姓李,名耳,鄰氏傳其學?!独献痈凳辖浾f》三十七篇。述老子學?!独献有焓辖浾f》六篇。字少季,臨淮人,傳《老子》。劉向《說老子》四篇。司馬談曰:“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論六家要旨》)《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序道家云:“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執(zhí)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老子之道,到了戰(zhàn)國秦漢之時,分裂為兩個大的學派,一個是戰(zhàn)國時代以莊子為代表的學派,一個是漢初的道家學派,這個學派也稱為黃老之學。劉笑敢說:“事實上,所謂黃老之學就是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時所說的道家,也就是《漢書·藝文志》中所說的道家。那時的道家不是今天所說的道家,也不是今天所說的老莊之學。這里的道家實際就是漢初所理解、所流行的黃老之學,其最重要的特點就是綜合儒、墨、名、法各家,以及陰陽家。”(《老子古今》,第397頁)

  魏晉南北朝時代老莊思想興盛,《老子》在清流名士特別是在門閥士族階層有巨大影響。據(jù)《隋書·經籍志》載,魏晉南北朝時代的《老子》注本有:《老子道德經》二卷(王弼注)、《老子道德經》二卷(鐘會注)、《老子道德經》二卷(晉尚書郎孫登注)、《老子道德經》二卷(劉仲融注)、《老子道德經》二卷(盧景裕撰)、《老子音》一卷(李軌撰)、《老子》四卷(梁曠撰)、《老子義綱》一卷(顧歡撰)、《老子義疏》一卷(顧歡撰)、《老子義疏》五卷(孟智周私記)、《老子義疏》四卷(韋處玄撰)、《老子講疏》六卷(梁武帝撰)、《老子義疏》九卷(戴詵撰)等。這些注本,除了王弼《老子注》外,基本上已經亡佚。王弼“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氏,通辯能言。”著有《老子注》和《老子指略》。王弼的《老子指略》對《老子》學說進行了總體性分析。與老子的宇宙生成論不同,王弼的哲學思想核心是“以無為本”,王弼的哲學帶有思辨玄學的成分,初步形成了中國式的形而上學。湯用彤說:“王弼之學說,最后歸于抱一,即得乎全,也就是反本,此乃老子之學說。嵇康、阮籍之學說非自老子而來自莊子,得到莊子逍遙、齊物之理論,而用文學家之才華極力發(fā)揮之。他們雖也主張秩序,但偏于奔放,故其人生哲學主逍遙。”(湯用彤《魏晉玄學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39頁)王弼的貴無論對宋明理學影響較大,他的玄學理論對佛教的中國化和本土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張湛的《列子注》和葛洪的《抱樸子·內篇》也涉及到了老子學說。

  唐宋時代儒釋道三家互補而并存,唐人喜歡采用《老子》的理論來修身養(yǎng)性。到了宋代,理學趨于一統(tǒng)。宋明理學中也吸收了老子哲學中的理、氣、無極、動靜等概念。據(jù)唐末道士杜光庭《道德真經廣圣義序》載唐代注釋《老子》者三十余家。唐代皇帝把老子看做自己的祖先。李淵于武德八年(625)頒布《先老后釋詔》,唐太宗貞觀十一年(637)詔書中說:“朕之本系,出于柱史。”歷代帝王中不乏老子的崇拜者,唐玄宗李隆基、宋徽宗趙佶、明太祖朱元璋、清世祖順治四位還親自為《老子》作注。王真《道德經論兵要義述》用《老子》談用兵之道。杜光庭《道德真經廣圣義》用三教思想解讀《老子》,提出了“煉心”“煉形”理論。

  到了宋代,《老子》研究進一步興盛。嚴靈峰《老子宋注叢殘·自序》云:“宋人之解《老子》者,百三十余家。”(臺灣學生書局,1997年)

    在宋代學者中以下幾家值得特別重視:

    蘇轍《道德真經注》

  他的《道德真經注》又名《老子新解》《道德經義》或《道德經解》。該書主三教同源之說。熊鐵基說:“蘇轍的《老子解》,自成一家之言,又由于他在士大夫階層中的聲望,他的這部《老子解》也就廣泛受到學者的重視,得到廣泛傳播,故自宋至清,均為學者研究老子所必讀之本。”(熊鐵基等《中國老學史》,第350頁)

    朱熹《朱子語類》

  朱熹為了捍衛(wèi)儒家思想的正統(tǒng)性,對道家和佛教思想也進行了深入研究。他說:“佛老之學,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廢三綱五常,這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86年,第3014頁)他雖然沒有做《老子注》,但在其著作中多處涉及老子學說。他批評老子“貪生”“自私”。一些宋明理學家出入于佛道之間,宋明理學中的概念如“無極”“太極”“有”“無”“常”“道”“靜”“虛”等都與老子有一定關系。林希逸《老子·齋口義》。該書用宋代口語寫成。語意簡明、通俗易懂,通常認為它體現(xiàn)了宋代三教融合的思想特色。

    吳澄《道德真經注》

  吳澄的《道德真經注》將《老子》分為68章。他認為:道常不可踐行;常道是長久不變的,常道是無名的;天地由道而生。作者以“理”解老,反映了元代老學發(fā)展的獨特風貌。

  明清時代思想進一步僵化。明代王陽明心學廣為流行。清代考據(jù)學盛行,老子思想處于異端地位。清代出現(xiàn)了不少對《老子》校訂考證的著作。明清時代老子在民間的影響進一步增強。明清帝王中也有重視老子者。明太祖和清世祖親自為《老子》作注。從學術的角度看,明太祖朱元璋、清世祖順治的水平遠遠不及唐玄宗李隆基和宋徽宗趙佶。王夫之《老子衍》。王夫之把老子思想和佛教禪宗、申韓思想看成是禍害社會的三大總根源。《老子衍》認為前人的研究都不符合老子的本意,對老子思想的正確解讀應該以老莊為準。他認為老子思想的弊病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激俗而故反之,則不公;偶見而樂持之,則不經;鑿慧而數(shù)揚之,則不祥。”王夫之《老子衍》意在肅清老子思想對人們的毒害。

  魏源的《老子本義》

  魏源《老子本義》由《論老子》《史記·老子列傳》《老子本義》《附錄》四部分組成。魏源將《老子》分為上篇32章,下篇36章。作者夾句校字,分章引述前人對《老子》的解釋,最后詮以己意,重點在于辨析《老子》的義理。他認為前人皆誤解了《老子》,魏晉玄學家和清流名士并沒有得到老子思想的真諦,其實《老子》是一部救世之書。魏源的《老子本義》帶有明顯的關懷現(xiàn)實的成分。

  2.作為道教始祖的老子

  西漢初年,道家學派中的黃老學派大興,老子和黃帝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祭祀。漢代宮廷開始出現(xiàn)祭祀黃老,據(jù)《后漢書·襄楷傳》,漢桓帝曾經于“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時的老子已經變身為神仙。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黃老學派開始走向民間,形成黃老道。東漢時,皇帝前往老子廟祭祀。張陵創(chuàng)立了天師道的教團,尊老子為道祖,奉《道德經》為根本經典。南朝陶弘景寫《真靈位業(yè)圖》,奉虛皇道君元始天尊、太上道君靈寶天尊、后圣金闕帝君、太上老君道德天尊等為最高神。此后,老子作為名為太上老君的神仙出現(xiàn)在眾多中國文化典籍中。

  3.作為氣功大師的老子

  在氣功界人士看來,《老子》中包含著氣功養(yǎng)生思想。他們把《老子》看成氣功秘籍,當做古典氣功的理論支柱。他們認為《老子》中暗含著氣功修煉的理、功、法,并試圖要破譯其中的“兩面語”。題名呂洞賓著的《道德經釋義》和晚清道士黃元吉著的《道德經注釋》,大談養(yǎng)生之道和修煉之法,被氣功界視為解讀《老子》的秘籍。陸錦川主編的《氣功傳統(tǒng)術語辭典》(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88年)解釋“抱一守中,虛心實腹”時說:“抱一者,意不二也。守中者,心不外也;心不任物謂之虛心,真氣內實即是實腹。”“此兩句是《老子》一書大道之精髓,得之者,便可謂之得道。”“清靜無為”是道家思想的精義所在,氣功界則以其為一種氣功修煉的“心法”來對待。

    20世紀以來的老子研究

  20世紀以來的老子研究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其中有三次高潮,一次是二三十年代,一次是五六十年代,一次是新時期以來。

  本世紀初,西方哲學研究方法東漸,中國學者開始嘗試用西方學術解讀《老子》。

  二三十年代有一次大規(guī)模的對老子其人其書的討論。羅根澤分別于1933年、1937年編輯為《古史辨》第4冊和第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重?。┦占诉@次討論的文章。文集中收錄有胡適、梁啟超、唐蘭、高亨、錢穆、馮友蘭、張季同、羅根澤、顧頡剛、馬敘倫、郭沫若等學者的文章。本期出版的考證性著作有馬敘倫的《老子校詁》、高亨的《老子正詁》、羅振玉的《老子考異》、王重民的《老子考》、于省吾的《老子新證》、楊樹達的《老子古義》等。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年)從老子開始講起,他認為老子是中國哲學史上的始祖。胡適認為老子確有其人,孔子曾經向老子問禮。老子比孔子至多大不過二十歲,老子當生于周靈王初年,當西歷前570年前。老子死時,不知在于何時。《老子》確系老子所著。梁啟超不同意胡適的說法,1922年3月他在《晨報》副刊發(fā)表《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梁啟超認為傳世的《老子》完成于戰(zhàn)國晚期。他認為:“自然兩個字,是老子哲學的根核,貫通體、相、用三部門。自從老子拈出這兩個字,于是崇拜自然的理想,越發(fā)深入人心,‘自然主義’成了我國思想的中堅了。”(胡道靜主編《十家論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0頁)“常人多說老子是厭世哲學,我讀了一部《老子》,就沒有看見一句厭世的話,他若是厭世,也不必著這五千言了,老子是一個最熱心熱腸的人,說他厭世的,只看見‘無為’兩個字,把底下‘無不為’三個字讀漏了。”(同上,第58頁)

  錢穆《莊老通辨》(三聯(lián)書店,2002年)收集了錢穆多年來討論莊老思想的論文。其中有《關于〈老子〉成書年代之一種考察》《再論〈老子〉成書年代》《三論〈老子〉成書年代》《〈老子〉晚出補證》等文章論述了老子其人及《老子》的成書年代。錢穆認為今傳的《老子》五千言,絕非孔子之前或同時人所著。此五千言的成書年代應該在《莊子》書之后。

  馮友蘭1931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和1947年出版《中國哲學簡史》都認為《老子》是戰(zhàn)國時代的作品,作者是戰(zhàn)國時代的李耳。1960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新編試稿》和1982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新編》繼續(xù)認為《老子》的中心思想和基本原則是戰(zhàn)國時期的作品。馮友蘭認為:“《老子》對付新興地主階級斗爭的策略的主要原則是以退為進、以弱勝強、以少勝多等。為了給這策略原則以理論根據(jù),《老子》提出了一個哲學體系,這個體系有兩個主要部分,一個部分是《老子》對于客觀辯證法的一些認識。這里《老子》的素樸的辯證法思想,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肯定的,另一部分是它的客觀唯心主義的宇宙觀,這是應該批判的。”(胡道靜主編《十家論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8頁)

  20世紀50年代大陸地區(q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老子的階級立場、老子哲學屬于唯物主義還是唯心主義,老子思想中是否具有辯證法成分?!墩軐W研究》編輯部編輯出版了《老子哲學討論集》(中華書局,1959年)。該論文集將論文分為兩組,一組以《老子》為唯物主義,一組以《老子》為唯心主義。馮友蘭、任繼愈、湯一介等學者認為老子思想屬于唯物主義。關鋒(古棣)、林聿時、車載、楊榮國、周建人等學者認為老子哲學屬于唯心主義體系。關于《老子》的作者,任繼愈贊同郭沫若的觀點,即《老子》成書于戰(zhàn)國,但書中的基本思想是春秋時代老子的思想。任繼愈認為小官吏出身的老子是代表農民小私有者利益的,在當時有進步性。老子思想屬于樸素的唯物主義。老子學說中包含了樸素的辯證法思想。詳見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關鋒《老子通》(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認為:老子的道不是原子、自然界、也不是物質范疇或客觀規(guī)律。老子辯證法的基礎是客觀唯心主義,他的辯證法是在“無”-“有”-“無”體系結構的有這個環(huán)節(jié)之中的,所以不能不歸結于形而上學。

  在老子的階級立場問題上,部分論者認為老子是沒落領主、貴族階級的代表,老子提出“小國寡民”的主張是一種“復古倒退”的思想;部分學者認為老子代表了農民的思想,向往安居樂業(yè)、自給自足的生活,反對戰(zhàn)爭。老子反對統(tǒng)治者奢華的生活態(tài)度;也有人把老子看成一位隱士。研究者多認定《老子》最有價值的地方,就在于它包含了極為豐富的樸素的辯證法思想。

  在臺灣,老學研究還在繼續(xù)沿著三四十年代的路向前行。嚴靈峰編印了《無求備齋老子集成》(臺灣藝文印書館,1956年)和《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續(xù)編》(臺灣藝文印書館,1970年)。陳鼓應出版了《老子今注今譯》(1970年)。

  進入新時期之后,老子研究日漸呈現(xiàn)出繁榮景象,進入到一個嶄新的研究階段。

  首先,1973年在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老子》和1993年湖北荊門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簡《老子》等文獻資料,為《老子》研究提供了新材料。以前研究《老子》的主要是思想史領域的學者,在出土文獻資料發(fā)現(xiàn)之后,吸引了更多考古學、語言文字學、文獻學領域學者的參與,討論涉及了文字問題、版本問題、儒道關系問題、《老子》的作者問題等。關于竹簡本與通行本之間的關系,或以為竹簡本是完整本,通行本是在竹簡本的基礎上不斷增加形成的;或以為竹簡本只是當時完整本的摘抄本。竹簡本的出土,解決了《老子》成書年代及其真?zhèn)螁栴}。有學者說:“本世紀初以來的關于《老子》成書年代及其真?zhèn)螁栴}的聚訟,基本已經是塵埃落定,有了一個基本明確的結論,那就是傳統(tǒng)的說法(即《老子》成書早期說)大致是正確的,而晚出論的觀點則不能成立。”(徐洪興《疑古與信古——從郭店竹簡本〈老子〉出土回顧本世紀關于老子其人其書的爭論》,《復旦學報》1999年第一期)比較帛書本、竹簡本與通行本,可以看到老子與儒家的關系并不像后世傳說的那么針鋒相對、劍拔弩張。

  其次,傳統(tǒng)的研究在繼續(xù)深入,研究層次在不斷深化,研究視野更為開闊,從而出現(xiàn)了很多新成果,一些研究成果能夠將出土文獻資料與傳統(tǒng)問題結合起來進行研究。1978年后,馮達甫《老子譯注》、許嘯天《老子》、詹劍峰《老子其人其書及其道論》、張松如《老子說解》、高定彝《老子道德經研究》、楊義《老子還原》等先后出版。以下僅以陳鼓應和劉笑敢兩位的研究為例稍作介紹。

  陳鼓應在《哲學研究》1990年第一期發(fā)表了《論道家在中國哲學史上的主干地位——兼論道、儒、墨、法多元互補》,提出了“道家哲學主干”說。他的《老子今注今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認為:老子是中國哲學之父,中國哲學的突破始于老子。老子是個樸素的自然主義者。劉笑敢《老子古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將《老子》竹簡本、帛書本、傅奕本、河上本、王弼本按八十一章順序逐句對照排列,通過對勘舉要從字詞、句式、韻式、修辭、語義、結構等方面著手分析該書兩千年來的演變,揭示其中版本歧變和文本趨同、古本原貌與理想文本的辯證關系。析評引論部分對許多概念和命題作了新的考辨和詮釋。

  《老子》一書有許多錯簡、衍文、脫字、誤字,許多學者正在進行認真地訂正。在訂正時,有人看重通行本,有人沉迷于帛書本或竹簡本,更多的學者則在數(shù)者之間進行比較選擇,希望構建一個理想的文本,迄今還沒有形成一個公認的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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