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 1959年生，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從事中國歷史地理學、歷史文獻學，兼事地理學史和中國古代政治史等研究。代表作有《古代交通與地理文獻研究》《讀書與藏書之間》《秦漢政區(qū)與邊界地理研究》《困學書城》《中國印刷史研究》等。圖片由作者提供

西漢昌邑國及相關區(qū)域圖 圖片由作者提供

　　海昏侯墓出土的金餅、馬蹄金、麟趾金和金板、龍虎形玉佩及刻有“大劉記印”字樣的龜形玉印。 新華社發(fā)

刻有“安陽市”字樣的陶片（今山東巨野出土） 圖片由作者提供

　　伴隨西漢南昌海昏侯墓的考古發(fā)現(xiàn)，第一代海昏侯劉賀重新回到了公眾的視野。元平元年（前74年），漢昭帝駕崩，因無子，劉賀作為昌邑王被征召入朝，被立為皇太子，在位二十七天被廢。海昏侯墓出土的大量精美隨葬品令人贊嘆不已，而墓主人劉賀的傳奇經(jīng)歷更為人們津津樂道。

一問：海昏侯墓中財富從哪里來

　　自2011年發(fā)掘以來，?；韬钅钩鐾亮艘蝗f余件（套）珍貴文物和五千多枚竹簡，黃金銅錢等物品種類豐富且數(shù)額巨大。這座墓葬基本沒有受到盜掘，陪葬物品保存完好。同時，由于?；韬畹奶厥饨?jīng)歷，下葬前又已經(jīng)除國，不再有后嗣繼承侯位，這些都是陪葬物品眾多的原因。

　　因由這些陪葬品出發(fā)并結合江南其他地區(qū)出土的西漢文物，有學者認為，在西漢時期江南地區(qū)的開發(fā)程度和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都達到了一個很高的水平。這個觀點有別于已有的歷史文獻記載。我認為，看待這一問題，應當相信《史記》《漢書》等基本傳世文獻。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寫道，“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這是對西漢中期楚越等江南地區(qū)經(jīng)濟開發(fā)狀況的總結。

　　《史記·貨殖列傳》曾記載“豫章出黃金”，但同時也提到，“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意思是在豫章地區(qū)開采黃金的成本比獲得的收益更大，往往得不償失，因而劉賀也不大可能從當?shù)夭扇↑S金。這些隨葬物品若非朝廷賜予，或在當?shù)厝〉靡只驈牟毓蕠鴰?。而我認為從昌邑國帶來的財富都占據(jù)著陪葬物品中的主要部分。主要原因是當?shù)氐纳a(chǎn)水平比昌邑國低很多。

　　從歷史經(jīng)濟地理角度，昌邑故國確實具有雄厚的物力與財力。1958年，史念海先生發(fā)表《釋“陶為天下之中”兼論戰(zhàn)國時代的經(jīng)濟都會》一文。這篇被視為中國歷史地理研究領域的經(jīng)典名作從交通地理角度，對“陶”這一都邑在戰(zhàn)國時期得以繁榮的獨特區(qū)位優(yōu)勢做了系統(tǒng)的闡發(fā)。

　　文章提出《貨殖列傳》是《史記》中的特殊篇章，其中記述了一些發(fā)家致富的代表性人物，但更多的篇幅是在講春秋戰(zhàn)國以迄漢武帝時期全國各地區(qū)域地理特征和重要經(jīng)濟都會。在記述范蠡泛舟江湖以貿易通商的情況時，《貨殖列傳》記載：（范蠡）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

　　首先，陶這個地方，屬于戰(zhàn)國時期魏國東遷以后的區(qū)域之內，而魏國之所以會放棄富庶的晉西南汾涑流域，轉遷都城于這一地區(qū)的大梁，就是因為這一地帶的富庶程度，至少不在河東舊都之下。古時這一帶有一條很小的河流，稱作“菏水”。菏水從菏澤流出后，向東注入泗水上游河段。泗水上游，有兩條支流：一條是菏水注入的水道，就稱作泗水；另一條，是沂水。這兩大上游河流，在秦漢下邳縣附近，合而為一，匯合后亦稱作泗水。也就是說，泗水是干流，沂水則是泗水左岸的一大支流。菏水是溝通黃河（河水）和淮河（淮水）水系的一條人工渠道。據(jù)《國語》記載，它的具體開鑿時間，應當是春秋末期魯哀公十一年。而沿菏水進入淮水之后，不僅直接連通這個淮水流域的各大支流，而且還可以由此進一步南下，接通與長江航道的聯(lián)系。溝通長江和淮河兩大水系的邗溝在春秋末年吳國就已通航在先。

　　那么，陶在地理位置上的這些優(yōu)越性，又與昌邑國具有什么關系呢？陶在西漢稱作定陶，昌邑國就在陶的東面，與之相鄰，而且昌邑國首縣昌邑縣，就設在菏水岸邊，同樣可以利用這條水道的航運，聯(lián)通四面八方。昌邑幾乎可以盡享陶作為天下之中所據(jù)有的所有地理優(yōu)勢，從事商業(yè)貿易交換物品。

　　史念海先生在論述陶為天下之中這一地位時指出，陶不僅是一個水陸交通樞紐，同時也是陸上交通中心。史念海先生在文章中指出，戰(zhàn)國時有一條聞名一時的“午道”，同樣也是從陶這里通過。關于這條“午道”的記載，可見于《戰(zhàn)國策》以及寫成的《史記》相關記載之中。因為“午”字早期略近于后世“十”字的字形，我推測“午道”就如現(xiàn)今常見的十字交叉的通道。

　　在戰(zhàn)國時，陶曾一度成為“天下之中”，因而，經(jīng)由函谷關而東西方向橫亙的交通大干道，必然要從洛陽向東延伸途經(jīng)大梁而抵達于陶。過了陶，再向東稍行，就是后來昌邑國的首縣昌邑縣。而若是由此昌邑進一步向東，受魯中山地高低起伏變化的影響，道路已經(jīng)無法像平地一樣通暢了。這條東西向大干道，在經(jīng)過西漢昌邑縣治所之后，與一條略近于南北向的大干道相連接。這條干道，南端來自彭城方向，大致循泗水、菏水水道西北行，在西漢昌邑縣東側不遠的地方，轉而北上，經(jīng)巨野澤東側，再向北，則抵達黃河下游的重要津渡——平原津。

　　秦末巨鹿之戰(zhàn)時，宋義、項羽率楚軍從彭城出發(fā)，北上救趙，走的就是這條道路，在通過后來西漢時期的昌邑縣以后不久，宋義讓軍隊駐扎在一個叫“安陽”的地方，而且一停就長達四十六天之久。在今山東省巨野縣境內，出土過帶有“安陽市”三字的秦朝陶片，從而可以推定，它應該在西漢昌邑縣東北不遠的地方。這一陸上交通樞紐地位表明，昌邑不僅可以利用陶所擁有所有水上交通的便利，在陸上交通方面，它還具有某些比陶更為便利的優(yōu)勢，或許更有利于與其他地區(qū)的人員的交往和貿易往來。

　　秦漢之際的風云人物彭越的家鄉(xiāng)就在昌邑縣。史載他在起事造反之前，“常漁巨野澤中，為群盜。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杰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斗，且待之。’”在當時，巨野澤是中原腹地第一大湖沼。彭越得以率眾聚于此，靜待天下形勢進一步明朗之后，再決定進退取舍，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巨野澤既在中原腹地、四通八達，同時又有豐富的生存資源，得以從容藏身其間這一項很重要的地理特點。

　　《史記·魏豹彭越列傳》記載“彭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后糧于梁地”。講述漢王劉邦在彭城戰(zhàn)敗之后，退據(jù)滎陽，依托敖倉之粟補給軍需，與追擊而來的項羽相對峙時期，彭越配合漢王，在楚軍后方展開的游擊騷擾。彭越將兵在包括昌邑國境域在內的“梁地”亦即魏國故地，有效地阻斷楚軍糧食供應，是迫使項羽不得不與劉邦中分天下以退軍的關鍵因素。這一事件，突出顯示了昌邑國及其附近區(qū)域在經(jīng)濟地理上的優(yōu)勢地位。

　　昌邑國境域經(jīng)濟地理優(yōu)勢對楚漢戰(zhàn)爭進程及其結局的影響，不僅僅直接導致項羽退兵后撤這么簡單。正是在項羽率楚軍向東南方向后撤至陽夏的時候，彭越趁機攻奪“昌邑旁二十余城”，也就是一舉占領自己老家昌邑縣臨近區(qū)域的二十多座城邑。與此同時，本來已經(jīng)打算如約西撤的劉邦，又聽從張良、陳平的謀劃，背信棄義，出兵追擊楚軍，試圖利用楚軍因“兵疲食盡”而不得不撤兵后退這一天賜良機，才一舉滅掉西楚霸王項羽。

　　《史記·魏豹彭越列傳》所述，彭越還是動用自己在“昌邑旁二十余城”所獲得的十余萬斛谷米，供給漢王軍食，幫助劉邦的軍隊，保持基本的作戰(zhàn)能力。待劉邦封授韓信為楚王、彭越為梁王之后，彭越、韓信立即統(tǒng)兵加入會戰(zhàn)，并且配合劉邦最終全殲項羽之軍于垓下。至此可知，昌邑地區(qū)出產(chǎn)的糧食對楚漢雙方的戰(zhàn)略總決戰(zhàn)——垓下之戰(zhàn)的形成及其勝負，曾發(fā)生過至關重要的影響，這是昌邑地區(qū)糧食生產(chǎn)豐盛情況的一個很具體的反映。

　　以上論述表明，昌邑國具有很多得天獨厚的地理優(yōu)勢，劉髆（劉賀父親）的封國被漢武帝選定在昌邑，實際上充分體現(xiàn)了劉徹對李夫人（劉髆生母）的寵愛，用以充分保障劉髆能夠在此享受富豪的生活。這樣看來，今天我們在?；韬钅怪锌吹降拇罅烤牢奈?，其中有很多應是來自富庶的昌邑故國。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老昌邑王劉髆，在位十一年，時間僅稍短于劉賀的十二年，所以，?；韬钅怪谐鐾恋钠魑?，或許有一部分應屬老昌邑王故物。目前所知所有帶有昌邑王年款的銅器和漆器，其最長的年數(shù)，即為昌邑十一年，因而不能完全排除其制作于老昌邑王劉髆時期的可能。

二問：墓室里《齊論·知道》的價值

　　今天我們看到的《論語》，是張侯之后用《魯論》和《古論》形成的版本，但是《齊論》與《魯論》《古論》最大的區(qū)別就是多了兩篇，即《知道篇》《問王篇》。海昏侯墓里發(fā)現(xiàn)的就是失傳1800余年的《知道篇》?？脊湃藛T發(fā)布了包括篇題“智道”（知、智通）在內兩支竹簡的照片。我們究竟應如何看待這一發(fā)現(xiàn)以及《齊論》的文獻學價值。

　　大部分人知道后世所傳漢武帝依從董仲舒的建言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說法，從而誤以為在此之后，便是家弦《詩經(jīng)》戶誦《尚書》，一派熱氣騰騰的儒學景象。實際上儒家思想對社會的普遍影響是一個逐漸擴展的過程。漢文帝時首開端倪，武帝雖繼此有較大幅度的發(fā)展，至于儒家經(jīng)典和思想融通以及全面的制度性建設與社會教化，到東漢時期才日臻完善，并為后世所繼承。

　　漢武帝時期，儒家思想除了在官學中得到尊崇之外，在皇室成員的教育方面作用發(fā)揮也很顯著。劉賀做昌邑王的時候，其師王式便是傳授《魯詩》的名家，而昌邑王劉賀自亦能“誦《詩》三百五篇”。較此更早，其父老昌邑王劉髆，初時系以少子為漢武帝所愛，故甫一受封，漢武帝就指令“通《五經(jīng)》”的夏侯始昌來做他的“太傅”。

　　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包括《禮記》《孝經(jīng)》在內的多種儒家典籍，與《漢書》這些記載相參照，反映出漢武帝以后，在皇家子弟的培養(yǎng)過程中，儒家的著述已經(jīng)成為教授的核心內容，而元、成二帝以后漢廷治國理念的轉變，正是以此為重要基礎；這也是?；韬钅怪谐鐾痢洱R論·知道》的社會文化背景。

　　那么，能不能僅依據(jù)海昏侯墓中出土的這些儒家典籍來否定《漢書》對劉賀其人“清狂不惠”“動作亡節(jié)”之類的記載，而去證明劉賀知書達理、循規(guī)蹈矩，是一位全然符合儒家理想的正人君子呢？我認為，因為劉賀性本“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這些仁義道德的教化，只是在他的消化道里空走了一趟而已，他并沒有從中汲取營養(yǎng)，使之融入血液。前面提到的“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的昌邑王師王式，其實正是屢屢“以三百五篇”切諫主子，但劉賀的行為，并沒有因此而發(fā)生改變。昌邑王國的中尉王吉，是另一位修身謹嚴的賢人君子，同樣引據(jù)《詩經(jīng)》以諫阻劉賀的驅馳游獵行為，但這位公子哥兒卻是“復放從自若”?！对娊?jīng)》《孝經(jīng)》的功用既然如此，孔夫子的《論語》也就同樣無法在劉賀的身上產(chǎn)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奇效。

　　前面提到的昌邑國中尉王吉，除了一般性地“兼通《五經(jīng)》，能為騶氏《春秋》”，以及“好梁丘賀說《易》”之外，在對儒家學說的傳承與弘布闡揚方面，還特別“以《詩》、《論語》教授”。如此一來，在他的主子劉賀的墓室中發(fā)現(xiàn)《論語》，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無奈劉賀其人實在是“朽木不可雕”也，王吉等人苦心教導的結果，上面已經(jīng)談到，亦即這位藩王依然“放從自若”“終不改節(jié)”，直到登上天子的大位，也沒有發(fā)生絲毫改變，甚至都沒有裝模作樣地掩飾一下。

　　不過，現(xiàn)在我們仍然可以看到王吉當年向昌邑王劉賀“教授”的《論語》，海昏侯墓中發(fā)現(xiàn)的《齊論·知道》，就應該是其中的一部分篇章。王吉是西漢傳授《齊論》最重要學者，他學的、講的，都是《齊論》，自然會向昌邑國王劉賀講授。在昭帝去世之后，霍光派人迎立劉賀為帝的時候，王吉審度時事，剴切勸告他對霍光要“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自己惟“垂拱南面”做個傀儡皇帝而已，其間就藉用了《論語·陽貨》的文句。

　　《漢書·藝文志》記載：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前文提到“王吉”，后面卻沒頭沒腦地來了一句“唯王陽名家”，相互關聯(lián)，王陽只能是指王吉。唐人顏師古曾解釋道：“王吉字子陽，故謂之王陽。”王吉字子陽，其少時嘗因學問而客居長安，所居里中即有謠諺以“王陽”相稱，顏師古的解釋，固然不誤。但為什么王吉字“子陽”卻被單稱一個“陽”字？蓋古人兩字之名或單稱其中一字，對“字”的稱謂，也有同樣的通例。

　　王吉在勸誡劉賀時曾借用的《論語·陽貨》的文句，其語為：“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魯論》則本來是“讀天為夫”，今本“天”字系東漢末鄭玄依據(jù)《古論》做的訂正，而王吉所稱述者則與《魯論》不同，仍作“天”字。

　　鄭玄雖然號稱參考了《齊論》和《古論》，來為西漢成帝時人張禹以《魯論》為主編成的《論語》作注，但依據(jù)日本學者武內義雄的看法，他實際參考的恐怕主要是《古論》，并沒有怎么利用《齊論》。武內義雄對比后世文獻中殘存的鄭玄注文后指出，鄭氏只注出《古論》的不同寫法而沒有提及《齊論》。因而，上述引文正顯示出王吉教授的《齊論》與《魯論》之間的文字出入及其同《古論》的一致性。反過來看，這也是印證王吉所學《論語》文本系統(tǒng)的一個實例。

　　由此推測，?；韬钅钩鐾恋摹洱R論》，應直接出自西漢時期唯一以《齊論》名家的權威學者王吉。因而，我們應當予以關注的，不僅是久已失傳的《知道》這一篇章重現(xiàn)于世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韬钅怪谐鐾恋闹駮?，是不是還有《齊論》的其他部分？由于其來源的權威性，若還發(fā)現(xiàn)有這一文本的其他部分，對清晰、準確地認識《齊論》的面目，將具有非同尋常的重大意義。

　　意義之重大，還不僅在文本來源的權威性上，而是可以借此深入了解后世《論語》文本形成過程中對《齊論》取舍的一些具體情況。因為現(xiàn)存《論語》版本的形成過程中最重要的基礎是成帝時人張禹編定的文，后又經(jīng)鄭玄刊改，而張禹版本來是師從夏侯建學習的《魯論》，后來又轉而師從王吉、庸生學習了《齊論》，所以能從《魯論》為主且折中二本，“擇善而從”，編成定本。

　　因此，張禹所學的《齊論》既然也是出自唯一以此學名家的王吉，昌邑王劉賀受學于王吉而寫下的這部《論語》，應與張禹從王吉那里學到的《齊論》極為接近。這也就意味著?；韬钅钩鐾恋摹洱R論》寫本，應與張禹編定《論語》時所依據(jù)的《齊論》近乎一致，其文獻學價值之大，也就不言自明了。

　　假如在今后的清理過程中，在《知道》和《問王》這兩個《齊論》獨有而又久已佚失的篇章以外，還可以發(fā)現(xiàn)其他一些《齊論》內容的話，實際上對我們認識《齊論》，認識《齊論》《魯論》的傳承淵源以及這兩個系統(tǒng)文本與《古論》的關系，認識張禹、鄭玄以后流傳至今的《論語》文本，或許會有更為深刻、同時也更富有學術內涵的意義。單單是《知道》一篇的發(fā)現(xiàn)，主要是可供我們了解《齊論》這一部分獨特構成的內容，以及張禹、鄭玄等人為什么對其棄而不用，價值有限，意義十分淺顯。

三問：“?；?rdquo;地名的含義之謎

　　在保存完好的?；韬钅怪谐鐾亮舜罅课奈锖秃啝┪墨I資料，而對這些文物、文獻的研究剛剛拉開序幕。由于對這些文物、文獻的研究整理工作還沒有完全結束，因此也還沒有正式公布大多數(shù)新發(fā)現(xiàn)的物品。在這種情況下，相關研究工作，大多只能針對一些邊緣性問題，或是主要依據(jù)《漢書》等傳世基本典籍來研究劉賀的身世。但是，有一個基本問題是“?；?rdquo;這一爵號的來源，或者說是朝廷把劉賀的列侯名號定為“?；?rdquo;的依據(jù)到底是什么？關于這一問題，有學者把“?；?rdquo;訓釋為“晦昏”，認為漢宣帝以此來寄寓特別的政治象征意義，即用以表示對劉賀道德層次、行為風格和執(zhí)政表現(xiàn)的全面否定。

　　對此，我有不同看法。根據(jù)當時的政治形勢來看，漢宣帝把已形同囚徒的劉賀冊封為?；韬?，是一種善意的舉措，用以安撫劉賀以及其他劉姓皇室成員。因為，漢宣帝本人則是依賴霍光廢黜劉賀始得登上帝位，而劉姓皇族對霍光獨攬朝政且擅行廢立本已積怨甚久，這些人的怨恨情緒，需要適當紓解。在這種情況下，漢宣帝沒有必要特地琢磨一個侮辱性很強的爵號冠加在劉賀的頭上。此外，“?；韬?rdquo;一名當中的“?；?rdquo;兩字絕不可能寓有惡意，《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記載東漢光武帝曾以此名稱冊封沈戎一事。

　　對于一個具體地名來說，其構成文字和組合形態(tài)在特定歷史時期屬于怎樣一種慣行方式和體現(xiàn)著怎樣一種特征，往往不是一下子就能夠判斷清楚。

　　據(jù)《漢書·王莽傳》等處記載，王莽曾向平帝上奏建議設立“西海郡”之前即已設置的東海、南海和北海三郡，定名的緣由，乃是分別有大海在其東、南或者北面，而這個“西海郡”的名稱，則是得自郡境西側的一片內陸水域——這就是現(xiàn)在的青海湖。受“西?？?rdquo;一名影響始逐漸稱用“西海”，因而在《后漢書·西羌傳》里，明確看到這一湖泊被稱作“西海”的叫法。

　　通過上面的論述，我們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西?？?rdquo;名稱的確定，關鍵不在于當?shù)厥欠裼?ldquo;西海”，也不是王莽強自命名了一個“西海”，而是今青海湖水域在王莽設立這個郡之前就被以“海”相稱。這愈加說明用“海”字來稱謂具有一定水域面積的湖泊，是漢人一種很流行做法。在此需要稍加補充說明的是，像“彭蠡澤”這樣以“澤”為名的水域，能否以“海”相稱？

　　澤與湖之間，常常并沒有本質區(qū)別，所以有些澤也可以稱之為“海”。

　　班固在《漢書·地理志》中稱“羌谷水出羌中，東北至居延入海”，其所入之“海”只能是指居延澤，這是雖以“澤”名卻仍可稱“海”的確證?！稘h書》乃徑以“海上”一語稱述濱湖的草地，這里也就是所謂蘇武牧羊之處。“海上”意即“海濱”“海畔”，是濱海的陸地。

　　中國古代在定立地名時，采用所處位置與陽光的方位關系來做組合專名的通名，應該說是一種很普遍的現(xiàn)象。其中最為人們熟知的，是所謂“山南水北為陽”，當然，反之則為“某陰”，即如洛陽、華陰之類。

　　這一稱謂的重要性，在于它與我們所要討論的“海昏”一樣，是以“海”表述一片內陸水域，再在其后附綴表示相對位置關系的詞語，以指稱與其相關的某一地理區(qū)域。這使我們進一步看到，“?；?rdquo;這一地名的本義，很有可能就是指彭蠡澤西南之地。

　　同在西漢時期，在中原腹地的陳留郡，還設有一個叫作“東昏”的縣，在地名構成形式上，與“?；?rdquo;頗有相同之處，而沒有任何跡象顯示“東昏”兩字在當時會具有諸如“昏亂”“昏穢”之類特別的“政治象征意義”。這就提示我們，這兩個地名共有的“昏”字，很可能是一個表示用作地名通稱的后綴。

　　按照前面的推想，“昏”字在這類地名中應該是用來表示西南方位，那么，在“東昏”的東北方向上，是不是有這么一個可以作為比照依據(jù)的叫作“東”的地方呢？——答案是肯定的，這里正好有一處“東”地，不僅歷史悠久，還很有名。

　　秦漢東郡與東昏縣所在的陳留郡毗鄰，正在東昏的東北。把“東昏”與“東”的方位關系同“?；?rdquo;與彭蠡澤這處內陸之“海”的方位關系兩相并觀，似乎使我們更有理由推定：?；杩h的名稱，或許就是緣于該地位于彭蠡澤的西南。“?；?rdquo;只是西漢豫章郡下的一個普通縣名，而以這樣的封地原有地名來做爵號，本是西漢時期最為通行的一般做法。“?；?rdquo;是一個至遲在西漢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的地名。

　　（本報記者劉彬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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