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 前期校書館印書體字(上)與后期校書館印書體字(下)

　　宋體字明刻本于16世紀(jì)末至17世紀(jì)初由前往中國的燕行使或到朝鮮的中國使臣帶入朝鮮。朝鮮在17世紀(jì)后期模仿明刻本宋體字制作了校書館印書體字，在當(dāng)時主要用于有勢力人物的文集的刊行。校書館印書體字是韓中文化交流體現(xiàn)在書籍刊行的內(nèi)容和形式上的一個例子。

　　朝鮮王朝從1403年制作癸未字起，國家多次主導(dǎo)制作活字。根據(jù)來源，朝鮮王朝的活字書體可分為來自中國刻本的書體與朝鮮一流書法家的書體。例如，1434年所制作的甲寅字，字本是根據(jù)明代內(nèi)府版本《為善陰騭》與《孝順事實》等等制作的。1450年的庚午字，是以安平大君的書體來制作的。1455年的乙亥字，則是以文人、書法家姜希顏的書體來制作的。根據(jù)形態(tài)，假如把朝鮮王朝的活字書體分為筆書體(楷書體或軟體)與印書體(即中國所謂的宋體)，朝鮮前期活字書體都屬于筆書體。印書體活字的書體主要模仿中國刻本的書體，其中首次出現(xiàn)的，是模仿明朝16世紀(jì)開始流行的宋體字來制作的校書館印書體字。

　　校書館印書體字與校書館印書體字本

　　校書館印書體字是指擔(dān)當(dāng)書籍的印刷、香祝、印篆的校書館（朝鮮王朝中央官廳長）所制作或使用的印書體活字，是韓國書志學(xué)界通用的名稱。今日，之所以把此活字命名為校書館印書體字，是因為用此活字印行的書籍中有相關(guān)的記錄。例如，1702年以此活字來刊行的金壽恒文集《文谷集》說：“會不肖昌集受命居留江都，粗得拮據(jù)，取蕓館活字，印出若干本。”1790年刊行的金時保文集《茅洲集》說：“三年儉俸鳩財，用蕓閣活字，印若干本。”“蕓館”、“蕓閣”是校書館的別稱。“印書體字”指印刷時使用的書體。這種書體與之前用毛筆之類寫的筆書體不同，是新出現(xiàn)的書體。

　　樸世堂(1629—1703)的文集《西溪先生集》19卷“簡牘條”說：“所云唐字活刻，據(jù)《息庵集》，殊暗晦不佳。蓋唐字，宜于唐紙，而不宜于東紙，人反喜之。”《息庵集》是以校書館印書體字刊行的金錫胄文集，而樸世堂稱此文集所使用的活字為唐字。在首爾大學(xué)奎章閣保存下來的此活字字譜的封面與卷首分別題作“蕓閣唐字藪”、“唐鐵字大小”。通過這些記錄，我們能夠理解朝鮮王朝把此活字稱為唐字的背景?？墒?，在朝鮮半島，中國書籍一般稱為唐版，唐字通常指的是中國刻本所用的字體，因而不合適指稱此朝鮮王朝的活字書體，故現(xiàn)在已經(jīng)不用“唐字”這個名稱了。

　　在校書館印書體本中，刊行記錄最早的書籍是申翊圣文集《樂全堂歸田錄》。該書序文說：“歲在甲子（1684）季春上澣，外孫清風(fēng)后學(xué)金錫冑謹書。”被視為1685年之前制作的活字。校書館印書體有棱角，橫細豎粗，但與楷書體筆畫相比，粗細顯得比較一致。不過，有蕓閣活字刊行之記錄的印本，其書體并不全都一樣。印本有所差異，而大致可分為兩種形態(tài)。一種是《樂全堂歸田錄》的書體，另一種與《樂全堂歸田錄》不同，其書體比《樂全堂歸田錄》的更整然，橫豎筆畫顯得更一致，更具有印書體的感覺。在這種書體印本中，有刊行記錄的最早文本是1723年刊行的南九萬《藥泉集》。韓國書志學(xué)界把這兩種書體分別稱為前期校書館印書體字與后期校書館印書體字。在以后期校書館印書體字來刊行的書籍當(dāng)中，也有前期活字與后期活字同時使用的例子。因為通常在原有活字的基礎(chǔ)上待有需要再鑄造活字，所以每個印本存在字體上的相異。

　　此外，在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收藏的50萬余金屬活字當(dāng)中，前期校書館印書體字與后期校書館印書體字還保存著一千多字（圖1）。兩類活字不僅字體不同，外觀也有差異，即后期校書館印書體字比前期校書館印書體字活字的外觀更一致，更精美，高度也比較高。

　　用此活字印的書籍之中，1719年刊行的宋時烈文集《尤庵先生集》說：“仍令蕓館刊行, 遂以鐵字印刊布。”《藥泉集》說：“上之三年癸卯春，以鐵字始印役。”都說此活字的材質(zhì)是鐵。根據(jù)這些記載，會認為這些活字是以鐵來制作的；可是調(diào)查韓國中央博物館所藏校書館印書體字的金屬成分，卻發(fā)現(xiàn)這些活字是以銅來制作的。上述書籍中所說的鐵，估計是指相對于木活字而言的金屬材質(zhì)（李載貞編《校書館印書體字》，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2007年）。

　　校書館印書體字自1684年《樂全堂歸田錄》刊行后，至19世紀(jì)中葉，在差不多200年的時間中有所使用。

　　其中，以前期校書館印書體字刊行的書籍一共有20多種，以后期校書館印書體字刊行的書籍一共有100多種；除了《明史綱目》《東國史略》《東國文獻備考》《考事新書》《周易大全》等10多種之外，90%以上都是文集。因此，校書館印書體字亦被稱為“文集字”。

　　在以校書館印書體字刊行的文集當(dāng)中，除了宋時烈的《尤庵先生文集》(1719年刊行)、趙憲的《重峰先生文集》(1748年刊行)、李？（氵+上穴下目）的《松溪集》(1774年初刊，1825年重刊)、李健的《葵窗集》(1712年初刊，1729年重刊)、元景夏的《蒼霞集》(1773年刊行)、黃景源的《江漢集》(1790年刊行)與李德懋的《雅亭遺稿》(1795年刊行)等文集是奉王命而刊行的，其他大部分都是由弟子或子孫后代刊行的（《朝鮮后期校書館印書體字本文集刊行硏究》，《書志學(xué)硏究》36，2007年；《朝鮮朝文集刊行的諸樣相》，《民族文化》43，2014年）。如所周

　　知，朝鮮王朝制作的金屬活字原本是尊奉王命而用于刊行國家與王室所需要的書籍，出版界及政界有影響力的人物的文集使用國家出版機構(gòu)所制作的活字，這在當(dāng)時是罕見的。而上述情況意味著國家獨占金屬活字的情形開始瓦解，有權(quán)力的士大夫家族開始將金屬活字用于書籍刊行。

　　有關(guān)校書館印書體字本刊行數(shù)量，《藥泉集》說：“一百四十余日而訖, 凡印三百本。”《昆侖集》（1725年刊行）說：“凡九十余日而訖工, 印得四百余本。”都是刊行數(shù)百本。校書館官方以金屬活字刊行的書籍一般發(fā)行量都不超過100部，而上述校書館印書體字本的刊行量達到數(shù)百本，這也是史無前例的。

　　校書館印書體字所受到的明刻本宋體字的影響

　　明刻本版式的特點可大致概括為：前期“黑口趙字繼元”，中期“白口方字仿宋”，后期“白口長字有諱”。宋體字是明代刻工為加速版刻而發(fā)明的書體，字型方正、筆劃硬挺是該書體的特點。因為刻書業(yè)的發(fā)展需要易刻的宋體字，刻字工比寫樣工有優(yōu)勢，因而這一號稱宋代的書體至明代開始流行。更重要的原因是發(fā)生前后七子的文學(xué)復(fù)古運動，刻書時將宋代刻本版式作為典范（陳正宏《字體、色彩與東亞印刷文化——朝鮮本與明清內(nèi)府本的比較研究》，2014年8月第7屆奎章閣韓國學(xué)國際研討會“東亞細亞出版文化與記錄——知識的形成與流通”發(fā)表論文）。

　　朝鮮王朝時代前期的活字書體以楷書體為主，包括趙孟頫體。到了校書館印書體字，宋體字首次出現(xiàn)。如上所述，校書館印書體字的字體大致可分為前期與后期。對比前期校書館印書體字與后期校書館印書體字，前期校書館印書體字更方正，有筆書體的風(fēng)格；后期校書館印書體字是長方形（豎畫比橫畫更長），橫畫與豎畫粗細一致，印書體的特點更強。當(dāng)然也不能一概而論。如以前期校書館印書體字刊行的《樂全堂歸田錄》（圖3）的書體與明代正德年間刊行的《樊川詩集》（圖2）的書體就比較相似，而以后期校書館印書體字刊行的《藥泉集》（圖5）則與萬歷年間刊行的《忠義水滸傳》（圖4）比較接近。

　　顯然，比較校書館印書體字與明刻本宋體字各自書體的變化面貌，我們可以看到校書館印書體字對明刻本宋體字書體的模仿。

　　還有，在朝鮮王朝活字本版式中，書體之外的魚尾并不借鑒中國版本的版式原樣。尤其是，盡管至朝鮮前期15世紀(jì)有些版本使用明代前期版式的特點“黑口”，但是朝鮮時期的版本版式以白口為主。這估計是因為，與以雕版為主刊書的中國不同，以活字為主刊書的朝鮮，在版心上加黑口是比較麻煩的事。因此，區(qū)分朝鮮王朝版本時期特點的標(biāo)準(zhǔn)不是取決于黑口或白口，而是取決于魚尾的形態(tài)。朝鮮前期主要使用黑魚尾，從16世紀(jì)開始使用花紋魚尾。花紋魚尾的形態(tài)、位置和數(shù)量各個時期都有所不同，這些特點都能起到判斷版本制作時期的作用。

　　前期校書館印書體字本以花紋魚尾為主，但黑魚尾與白魚尾也都有使用。后期校書館印書體字則基本上沒有花紋魚尾，而以白魚尾為主，其次是黑魚尾，也存在沒有魚尾的版本。前期沒有出現(xiàn)過的白魚尾也有所使用，估計是校書館印書體字在模仿明刻本宋體字書體的同時，對其版本所用的魚尾形態(tài)也有所模仿。

　　校書館印書體字本模仿宋體字明刻本書體版式的背景或途徑無明確的記載，無法確認具體的途徑，到過中國的使臣所購買的書籍中可能會有一些宋體字明刻本。

　　明末清初文人姜紹書(?—1679?)《韻石齋筆談》卷上說：“朝鮮人最好書，凡使臣入貢，限五十人，或舊典、或新書、或稗官小說，在彼所缺者，日出市中，各寫書目，逢人遍問，不惜重直購回，故彼國反有異書藏本。”（轉(zhuǎn)引自《朝鮮后期中國使行與書冊文化》，載《19世紀(jì)朝鮮知識人的文化地形圖》，漢陽大學(xué)校韓國學(xué)研究所編，漢陽大學(xué)校出版部，2006年）由此可見，使臣們從中國購買了很多書籍帶到朝鮮。1558年，俞絳任謝恩使去中國時得到很多書籍，他留下的藏書目錄《肅敏書目》有4冊，其中1冊所記錄的書籍一共有2847卷。1614年與1615年，許筠去中國購買了4000余冊書籍；1678年，李夏鎮(zhèn)也購買了數(shù)千卷的書籍。李宜顯所列在1720年與1723年燕行時購買的書籍目錄，其中1720年購買的書籍一共有53種1416卷（以上有關(guān)朝鮮時期購買中國書籍的具體情況參考《朝鮮后期中國使行與書冊文化》）。

　　1631年，任冬至正使的高用厚到中國去，在差不多同一時期購買了《新鐫海內(nèi)奇觀》（萬歷三十八年序, 武林楊衙夷白堂刊本)宋體字明刻本。萬歷七年（1579）刊行的宋體字明刻本《唐宋八大家文鈔》也在17世紀(jì)初傳到朝鮮（唐潤熙《唐宋八大家文鈔與唐宋八大家讀本在東亞細亞的流通與受容》，載《東亞細亞的文獻交流：16—18世紀(jì)韓中日書籍的傳播與受容》，奎章閣學(xué)術(shù)叢書06，2014年）。

　　明代流行的《世說新語補》各種版本流傳至韓國，其中還包括宋體字明刻本。雖然沒有這些書籍什么時候、怎么進來的相關(guān)記錄，1580年刊行的王世貞《世說新語補》被視為1606年明使臣朱之藩訪問朝鮮時首次帶進來的。接待朱之蕃的許筠的記載也說他自己拿到了《世說新語補》（盧京姬《世說新語補的朝鮮與江戶出版及享有層比較》，《韓國文化》72，2015年）。

　　目前韓國國內(nèi)所藏蓋有藏書印的《世說新語補》，有高麗大學(xué)華山文庫所藏本《世說新語補》，上面蓋著申翊圣(1588—1644)的藏書印。申翊圣的《樂全堂歸田錄》就是以模仿宋體字明刻本的校書館印書體字刊行的。還有蓋著金昌業(yè)(1658—1722)藏書印的《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金昌業(yè)是刊行《文谷集》的金壽恒的兒子。由此可見，與校書館印書體字本刊行相關(guān)的人，自己也會收藏宋體字明刻本（有關(guān)韓國現(xiàn)存《世說新語補》，參考盧京姬《朝鮮后期世說新語刊行與流傳的文化史的意味》，載《東亞細亞的文獻交流：16—18世紀(jì)韓中日書籍的傳播與受容》）。

　　國內(nèi)所藏的《世說新語補》當(dāng)中，有趙駿命(1677—1732)與黃尚老(1683—1739)所藏印版本，尤其是黃尚老所藏本不是當(dāng)時通行的《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而是被視為明萬歷版本王世貞刪定、王世懋批釋的《李于鱗(李攀龍)批點世說新語補》。黃尚老所藏本中還有嘉靖至天啟年間刊行的《艷異編》（有關(guān)黃尚老所藏本，參考韓國國立民俗博物館《昌原黃氏古文書》，國立民俗博物館資料叢書1，1998年）。

　　總之，從17世紀(jì)初至18世紀(jì)，包括《世說新語補》在內(nèi)，很多宋體字明刻本進入朝鮮?？梢圆聹y，以這些書籍作為模本，制作了校書館印書體字。

　　從16世紀(jì)開始在中國流行的宋體字，至17世紀(jì)后期才得以在朝鮮校書館印書體字中反映出來，其中有相當(dāng)?shù)臅r間差距。中國刻本進入朝鮮，其形式反映在朝鮮版本中自然需要一定的時間，但是長達100多年的時間差距卻是罕見的。發(fā)生百年以上時間差的原因便是明代后期有了很多禁書、嚴格管理流往外國的書籍；到了清代，就能比較容易購買到明代后期木版本與翻刻后印本了。從朝鮮現(xiàn)存《世說新語補》的情況可以知道，明版在明代就已直接進入朝鮮，猜測清代翻刻后印本的進口量更多一些。

　　還有，陳正宏教授認為明朝滅亡四十余年以后，朝鮮出現(xiàn)明朝體活字的原因，反映了朝鮮士大夫排斥清朝、懷念明朝的政治態(tài)度（陳正宏《朝鮮本與明清內(nèi)府本》，《東亞漢籍版本學(xué)初探》，中西書局，2014年）。這種看法當(dāng)然也有可能性，但首先要考慮當(dāng)時朝鮮的國家情況。

　　經(jīng)過1592年壬辰倭亂與1636年丙子胡亂，朝鮮王室保管的書籍與活字大部分散失，國家財政情況不好，至17世紀(jì)中期，王室都無法鑄造金屬活字。在此期間，只制作模仿朝鮮前期書體的木活字。換言之，到17世紀(jì)后期才制作模仿宋體字明刻本書體的校書館印書體字，未必反映朝鮮士大夫懷念明朝的態(tài)度，而是因為到這個時期才有財力制作金屬活字。

　　兩亂以后，制作金屬活字的不是朝鮮王室，而是有權(quán)力的士大夫家族。最早制作的金屬活字是1668年金佐明制作的甲寅字書體，他去世后放置校書館。1673年，漢城東部地區(qū)的士大夫集資制作金屬活字洛東契字(此后與《顯宗實錄》字一起使用)，刊行《唐宋八大家文鈔》；后來此活字放置在宮廷，用于刊行《顯宗實錄》等朝鮮王朝實錄。1679年，金佐明的兒子金錫胄制作韓構(gòu)字，刊行家人的文集，此后王室購買

　　此活字。當(dāng)時制作的校書館印書體字主要用于有勢力的家族文集刊行，即使是為國家機構(gòu)制作的，也很可能是由有勢力的士大夫管理活字制作。

　　從書體上看，17世紀(jì)后期制作的這四種活字：金佐明制作的活字作為最早的甲寅字體，校書館印書體字模仿明刻本宋體字，洛東契字無法知道書體的淵源，韓構(gòu)字由金錫胄制作?？偠灾?，17世紀(jì)所制作的書體字比較多樣，宋體字明刻本書體未必反映士大夫懷念明朝的政治態(tài)度，而很可能僅僅是作為一種新的書體。以宋體字明刻本為底本而在朝鮮刊行的《唐宋八大家文鈔》與《世說新語補》，不是以校書館印書體字、而是以《顯宗實錄》字來刊行的。由此可見，士大夫不是根據(jù)喜好，而是根據(jù)所要刊行的書籍性質(zhì)來選擇書體。校書館印書體字適合文集刊行，因此主要也用于文集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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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體字明刻本于16世紀(jì)末至17世紀(jì)初由前往中國的燕行使或到朝鮮的中國使臣帶入朝鮮。朝鮮在17世紀(jì)后期模仿明刻本宋體字制作了校書館印書體字，這種校書館印書體字在當(dāng)時主要用于有勢力人物的文集的刊行。校書館印書體字是韓中文化交流體現(xiàn)在書籍刊行的內(nèi)容和形式上的一個例子。如果將來能夠掌握宋體字明刻本進入朝鮮的具體途徑，仔細比較有關(guān)明刻本與校書館印書體字本在版式與書體等方面的異同，對可能給校書館印書體字帶來影響的書籍提出進一步證明，則將會為韓中書籍交流的研究帶來更為具體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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