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熟稔《淮南子》的思想文本，對書中的十三篇內(nèi)容都有直接論及，這占到全書篇章的一多半。在《讀書錄》中，曾國藩主要對《淮南子》進行文獻學路徑的研究和探討，包括兩則文本?？?，9則字義與文義的闡釋，兩則對篇章特點及要旨的概括，15則對《淮南子》中文字出處的溯源。
 

　　曾國藩對《淮南子》中文字的溯源，主要基于其對先秦道、儒兩家典籍的精熟程度，其中又尤以《莊子》為要。曾國藩在《讀書錄》中，共找到13則《淮南子》襲用《莊子》文字處，他在一定程度上已經(jīng)深刻意識到《莊子》與《淮南子》之間非同尋常的思想關(guān)系。盡管曾氏在這里沒有展開更為深入的研討，具體闡明二者之間思想承續(xù)關(guān)系的形成原因，但這無疑對以后治“淮南子學”者有所啟發(fā)，有利于他們進一步的研究。
 

　　咸豐十年（1860），正是曾國藩與太平軍進行激烈對抗和持久作戰(zhàn)的時期。而曾國藩對《淮南子》的研讀，也恰好是在這一最為危險緊張的時期進行。由此，《淮南子》對這一時期的曾國藩而言，實際上有著不同一般的思想意義。
 

　　曾國藩在日記中，不僅詳細記載自己通讀《淮南子》的過程，而且還留下一些具有其個性色彩的體悟之言：
 

　　一是有所感于大禹之圣勞萬民。咸豐十年十二月初九的夜晚，曾氏讀《淮南子·精神訓》時，對其中所言“大禹竭力以勞萬民”，“若有所感”。實際上，《淮南子·精神訓》云：“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蝘蜓，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其本意在于強調(diào)為人君者能以“治身”為要，重在精神修養(yǎng)，而非迷戀世俗權(quán)勢，以此追求理想的生命境界。曾國藩并沒有著眼于此，而是借用“禹”之所言“竭力而勞萬民”，抒發(fā)自己長期辛勞于軍政之間的個人感慨。
 

　　二是有所思于諸子之作多剽襲。咸豐十年十二月十四，曾國藩讀《淮南子·氾論訓》后，夜有所思，云：“閱諸子中，惟《老》《莊》《荀子》《孫子》自成一家之言，余皆不免于剽襲。”言外之意，《淮南子》作為漢代“子學”的重要論著之一，若論思想的原創(chuàng)性，也無法與前舉四書相比，同屬“剽襲”的范疇。曾國藩此語，是出于對《淮南子·氾論訓》中所論“百家”的思想反應(yīng)，后者提出：“百川異源而皆歸于海，百家殊業(yè)而皆務(wù)于治”，極力主張“茍利于民，不必法古；茍周于事，不必循舊”，“因時變而制宜適也”，對先秦“百家”之學表現(xiàn)出不拘一格、務(wù)實變通的政治態(tài)度。曾國藩所說的“剽襲”，與其說是有意貶低其他諸子，毋寧說是想著重指出先秦諸子中普遍存在著相互影響和滲透的思想現(xiàn)象。
 

　　三是有所慨于有道之士需遇時。咸豐十年十二月廿九，曾國藩再次翻閱《淮南子·俶真訓》。這次與前次不同，曾氏在日記中寫道：“言有道之士亦需遇時，為之增感。”《淮南子》對“至德治世”與“夏桀、殷紂”之世的這種比較，很顯然，使曾國藩聯(lián)想到同治咸豐以來天下大亂的社會現(xiàn)實，故此對《淮南子》所言“體道者，不專在于我，亦有系于世矣”，不免產(chǎn)生痛切的“增感”。
 

　　四是有所激于功名之立可強成。咸豐十年十二月廿一，曾國藩夜讀《淮南子·修務(wù)訓》，看到文中有“功可強成，名可強立”之語，感到“若有所會”，產(chǎn)生精神共鳴。從“恥圣道之獨亡于己”的“南榮疇”與“曾繭重胝，七日七夜，至于秦庭”而救楚的“申包胥”身上，曾國藩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動力，勉勵自己努力有為，不言放棄，以求成就功名。
 

　　曾國藩對淮南王劉安也有著深刻認識。從曾國藩日記的記載來看，《淮南王安傳》有四次為其所直接提及，這四次對《史記》《漢書》中《淮南王安傳》的溫讀，貫穿曾國藩的青年、中年和晚年時期。
 

　　作為晚清時期的一代儒臣，曾國藩一方面堅持孔孟之道、程朱理學，另一方面對諸子百家之學也廣為博覽擇取，并沒有在學術(shù)思想上狹隘地固守門戶之見。
 

　　曾國藩這種開放通達的態(tài)度，使其能理性認識和對待諸子百家之學，尤其是《淮南子》在內(nèi)的道家思想學說。對淮南王劉安及《淮南子》，曾國藩都有著自身獨到的思考，并能提出一些具有啟發(fā)價值的學術(shù)見解。
 

　　首先，曾國藩對“淮南子學”的研究，較為充分地表現(xiàn)出清代乾嘉樸學的時代特色，堅持重實證、貴考據(jù)的文獻校理的研究方法。在《讀書錄》中，曾國藩對《淮南子》的研究主要以讀書心得的形式來表現(xiàn)，其內(nèi)容不論是對《淮南子》文字的?？?、釋義和溯源，還是對書中注文的修改完善，實際上都屬于文獻校理的學術(shù)范疇。這種研究方式，雖然看起來零碎分散，缺乏系統(tǒng)性，但卻為清代樸學家們所慣常使用。其次，因曾國藩是晚清時期著名的古文家，深受桐城學派影響，故此其對《淮南子》的研究也帶有一定的文學色彩。最后，作為傳統(tǒng)的儒家士大夫，曾國藩身兼學者與政治家的雙重身份，因而其對《淮南子》的研究也體現(xiàn)出儒家化、政治化的歷史特點。咸豐十年時，曾國藩對《淮南子》的研讀和評議對此就有著充分反映。曾氏因在祁門期間，處于政治軍事的嚴重逆境之中，故而對大禹之“竭勞”深有共鳴，借此激發(fā)自身的歷史使命感，支撐其與太平軍作戰(zhàn)的精神信念。而對《淮南子·修務(wù)訓》中“功可強成，名可強立”的“若有所會”，更是如此。在某種程度上，《淮南子》實際成為咸豐十年中曾國藩重要的精神資源，而曾氏對《淮南子》的思想解讀也表現(xiàn)出偏離原著的儒家化傾向，與其現(xiàn)實中的政治心態(tài)緊密難分，這使得曾氏的《淮南子》研究，不僅具有學術(shù)的內(nèi)涵，也更多地包含一種高度政治化的個人體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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